這已是不爭的事實：近二十年來，在全國各地民間自發掀起了一股編纂家譜的熱潮。作為收藏中國家譜數量最多的上海圖書館，近幾年開始注意收集新編修的家譜為。據統計，上海圖書館收藏的新修家譜已達1400余種，其中絕大多數是由有關家譜編修部門或個人主動捐獻給上海圖書館作館藏并提供廣大讀者閱覽使用的。世界吳氏宗親會就在吳氏發源地無錫梅里泰伯廟成立了《中華吳氏大統宗譜》編纂委員會，準備編修一部涵蓋全世界吳姓的大統譜。為支持這項浩大的民間文化工程，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吳姓家族，“九九歸一”，積極將本地區、本房、本支新修家譜提供給《中華吳氏大統宗譜》編纂委員會，共計300多部，還有200多種吳氏世系資料，均是近二十年來新編修的。2000年11月底，筆者有幸赴福建晉江市圖書館參觀當地的家譜展覽，共計展出家譜近500種，其中90%以上是近二十年來新修的家譜。1997年臺灣出版了《臺灣區族譜目錄》，共計編錄家譜10600余種，其中很多是最近五十年特別是近二十年臺灣人民新修的家譜為。以臺灣大姓林姓為例，《臺灣區族譜目錄》共計收錄林氏家譜767種，明確標明印刷出版年代的為371種，其中明代印刷出版的2種，清代9種，民國時期(1912-1949)48種，1950年以后印刷出版的312種，而近二十年來編修印刷出版的就有151種，占了40%以上。臺灣其他姓氏情況也大致如此。由上述可知，近二十年來在海內外民間確實掀起了一股編纂中國家譜的熱潮。

　　在20世紀末出現編修新譜的熱潮不是偶然的。

　　首先，這是在思想文化領域“左”的影響逐步清除的結果。家譜燭我國歷史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正史、方志一起構成中華民族的歷史大廈。中國歷史學的開山祖司馬遷的不朽名著《史記》，就從當時他所能見以的譜牒中獲取了許多寶貴資料。司馬遷之后，歷代著名史學家都十分重視家譜。20世紀初，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稱家譜“實可謂史界瑰福”，搜集家譜開展研究“實不朽之盛業”。但是長期以來，家譜卻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被人們視為封建糟粕而不屑一顧。在土改、大躍進、“文革”等歷次運動中，大量保存在民間的家譜被掃地出門，被廢品站收購送到造紙廠化作紙漿。即使保存在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里的家譜為，也是被堆放在庫房角落里，聽其霉爛、蟲蛀、塵封。在學術研究領域，家譜也是很少有人問津，遭到冷落的待遇，更缺乏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春風吹進學術研究領域，被人們遺忘在角落里的家譜重新開始受到人們的關注。80年代即成立了全國性的家譜研究會，在大陸也曾多次召開家譜研討會，報刊上發表了不少譜牒研究文章，人們開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分析家譜的功能和價值。隨著學術研究領域逐步清除在家譜研究上“左”的影響，在民間也開始重視并重新認識家譜的價值。與此同時，在一些具備條件的地方開展了新家譜的編修工作。

　　其次，“盛世修史”、“盛世修志”的影響。撰正史、編方志和修家譜都是我國歷史文化的優良傳統。早在1972年9月，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專門成立中華民國史研究室，從事中華民國史資料的匯編和中華民國史的撰寫工作，各分卷《中華民國史》已陸續出版。與此同時，各省市也加強了地方史的研究，成果累累。最近，黨中央決定成立清史編纂委員會，重新開始清史的編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全國也掀起了“盛世修志”的熱潮。國務院專門成立了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各省市以及各地縣甚至部分的鄉鎮，都成立了專門的修志機構。到20世紀末，全國新編的省市縣志和各種專業志多達6千余種，方志的“存史、資治、教化”功能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揚光大，新志書在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中的作用受到了社會各界的重視和肯定。在中國歷史上，正史、方志和家譜有著密切的關系，正史反映的是整人國家的歷史，方志反映的是一個地方的歷史，家譜所反映的則是一個家族的歷史，方志揭示的是一個片，家譜記述的是一條線，在編寫的內容、體例和方法上，它們是相互影響、相互吸收、相互促進。如《史記》、《漢書》等正史，均大量吸收當時的家譜內容，《史記·太史公自序》：“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而家譜在編修過程中，一般都吸收正史、方志中涉及本家族的人物資料成為家譜的重要內容。在中國歷史上，每當出現盛世修史、盛世修志的局面，往往伴隨而來是編修家譜的高潮。20世紀80年代中華大地掀起的修史、修志熱潮，直接推動了新修家譜煤作的開展，特別是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有的出現了村村姓姓修家譜的局面。翻閱近二十年來新修的家譜，有不少定名為《*氏族史》、《*族志》、《*氏志》等，實際上從內容到體例都是史志譜合一的產物。

　　第三，海內外炎黃子孫民間交流的促進。二十年來，中國改革開放、經濟和文化各項建設大業日新月異，海外炎黃子孫遠悅近來，交流頻繁，特別是海峽兩岸經濟文化交流活動更得到了進一步的開展。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發表推動祖國和平統一的各項主張，得到了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海內外炎黃子孫的熱烈響應。1987年臺灣當局放寬了臺灣人民對大陸訪問的限制，海峽兩岸的各種交流活動獲得空前發展。2200萬臺灣人民的根脈和文化與大陸有著血濃于水的血緣關系，近五十年來海峽兩岸遭到人為的隔離，臺灣同胞一方面掀起了新修家譜的高潮，追述、接連他們在大陸的根脈，另一方面紛紛訪問大陸尋根問祖，以寄托自己心向大陸、希望早日實現統一的心愿。臺灣同胞修譜和尋根的行動豐富并加強了海峽兩岸各方面的交流，直接促進了福建、廣東、浙江等地修譜工作的開展。近二十年來，大陸民間很多修譜工作得到了海外華僑華人，特別是臺灣、香港、澳門地區的同胞以及東南亞華人華僑的大力支持，他們或者予以經費資助，或者提供材料，抑或是介紹線索，更有不少家譜際是海峽兩岸同一姓氏的家族成員促膝交流、共同編修的結果。由于臺灣居民大多是從福建遷移過去的，因此，近二十年來福建新修的家譜其數量之多居全國各省前取，這與臺灣福建兩地同一姓氏、宗族居民的密切文化交往有著直接的關系。

　　對20世紀末在民間出現的編修新譜這個文化現象如何認識?是耶?非耶?顯然，我們不能從表面上、形式上來加以簡單評價，而應該實事求是地具體分析這個新出現的頗為復雜的民間社會文化現象。

　　應該指出：在編修新家譜的這個熱潮中，確實存在魚龍混雜的情況。有少數家譜編纂者借編修家譜的名義，強迫本族每戶家庭上交一定數額的經費，從而達到自己斂財的目的;也有少數地區的家村，編修新譜助長了封建的宗族勢力，乃至與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相抗衡，阻礙了家村社會主義精神文化建設的發展。凡此，我們必須予以高度重視，決不能掉以輕心。但是，近二十年來出現的這股編修家譜的大潮，就總體來說，其主流還是應該肯定的。

　　第一，通過編修新家譜有助于增強民族凝聚力。我們中華民族是有著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撰正史、編方志、修家譜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優良文化傳統。世界歷史上幾大文明發源地，唯有中華民族歷經數千年而不衰，至今屹立在亞洲的東方，成為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成員，這與我們中華民族撰史、編志、修譜這一優良文化傳統不無關系。魯迅先生在《禮》一文中曾很中肯地指出：“中國的國家以家族為基礎。”家庭是社會的細胞，無論在過去的宗法社會，還是今天的社會主義社會，家庭始終是社會最基層的單位，只有家庭和睦、文明、穩定、興旺了，社會的文明進步、發展繁榮才有深厚、堅實的基礎。如果說，過去在封建思想指導下編修的家譜鞏固當時的社會基礎起到一定作用的話，那末今天在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開展編修新譜的活動，不只是能達到弘揚中華民族悠久歷史文化的目的，而且對參加編修家譜的成員來說，通過參予編修自己家族歷史的活動，也能促進其更加熱愛家庭，熱愛家鄉，從而更加熱愛社會主義的祖國。正如冰心老人1986年6月7日為家鄉《橫嶺謝氏族譜》作序指出：“族譜是承上啟下的家庭歷史。對家史的注重和關懷，是愛祖國愛人民的起點。”實踐證明，很多地方通過編修新家譜的活動，確實達到了弘揚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增強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的效果。

　　第二，促進了海峽兩岸文化交流的發展，有助于早日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大陸與臺灣有著共同的血脈和文化淵源，近二十年來，海峽兩岸出現修譜高潮活動，是兩岸居民擴大文化交流的結果。聯系著海峽兩岸修譜活動不斷擴展、尋根問祖活動不斷，進一步促進和豐富了大陸與臺灣的各種文化交流，加深了彼此的感情和理解，增強了臺灣同胞海外僑胞的向心力。臺灣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五十年來大陸與臺灣受到人為的隔離，但是臺灣人民心向祖國，希望早日回到祖國的懷抱。海峽兩岸日益增強的修譜活動，包括海峽兩岸同一姓氏的家族成員共同組成家譜編纂委員會，共同制訂家譜編撰條例，共同搜集家譜資料，直到最后共同出版發行家譜，整個編修家譜的過程，也就是海峽兩岸人民對炎黃血脈的認同、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認同的過程，它直接促進和豐富了海峽兩岸各方面的交流，對早日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必能起到促進作用。正如《饒氏宗譜》譜序所指出：“宗譜從政治上說，是臺、港、澳同胞及海外華僑華裔回祖國在大陸尋根問祖的依據，是他們在血緣上與祖國親人一脈相承的信物。因此，宗譜也是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村料。它對促進兩岸統一，促進海內外炎黃子孫團結起著重要作用。”

　　第三，有助于加強社會主義公民道德建設。今天我們要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加強社會主義公民道德建設，但社會主義道德不能憑空建設，正如《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所指出：“要繼承中華民族幾千年形成的傳統美德。”就是說，要將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吸收改造，使之居為社會主義公民道德的重要內容，成為社會主義社會職業道德、家庭道德和社會公德的有機組成部分。舊家譜時碩有很多家規、家法內容，它包含了中華民族幾千年形成的傳統美德，如尊敬長輩、勤儉持家、熱愛勞動、和睦鄰里、熱愛祖國等。在各地新修的家譜中間，一般都有諸如家庭美德、家庭公約、文明公約等內容，如《趙氏志》在規約一節中專門編寫了“社會公德歌”：“錦繡中華，禮義之邦，文明古國，屹立東方。時逢盛世，改革圖強，社會公德，再譜新章。人在社會，敬業樂群，同舟共濟，自重敬人……”四字一句，朗朗上口，便于傳播。這是舊家譜的家規、家法在新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這對家族成員形成“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的基本道德規范也能起到積極的推進作用。

　　當然，作為觀念形成的產物，家譜的修撰總是離不開每一個特定時代要求的，是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在世紀之交這個新時期的新修家譜也是如此。新家譜與舊家譜既有繼承與發展的關系，新家譜又是對舊家譜的改造、變革、升華。我們看到的各地新修家譜，都在努力按照社會主義時代的要求，在編修內容、資料和方法方面作了許多成功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有益的經驗。概括來講，就是必須要用新的觀點、新的資料和新的方法來編修新的家譜。

　　所謂新觀點，就是要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編修新家譜。家譜作為意識形態產品，屬于上層建筑，它是建立在一定的經濟、政治基礎之上，又是為一定經濟、政治服務的。產生在中國宗法社會的家譜，保存了當時許多重要的經濟、政治、文化、教育、人口、思想等史料，但同時也打上了那個時代的許多烙印。舊家譜是直接為當時的經濟、政治服務的，為鞏固當時的社會秩序服務的。在舊家譜中，“三綱五常”、“三從四德”、“重男輕女”、“重農抑商”等封建主義內容，比比皆是。此外，舊家譜在封建主義“光宗耀祖”思想支配下，必然帶來“攀附顯貴”、“隱惡揚善”等弊病。今天，很多新家譜編委會都努力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按江澤民同志“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撰修新的家譜為，擯棄舊家譜的封建主義糟粕，積極弘揚社會主義時代精神，通過編修新譜努力為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服務，為早日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發揮積極的作用。如編修《中華吳氏大統宗譜》的指導思想：“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以譜為本，以史為鑒;廣收博采，認真考證;反復核實，去偽存真;繼承發揚，著眼當前，面向未來;開拓創新，復興中華。”其修譜指導思想，在新家譜中頗具代表性。

　　所謂新資料，就是按照家譜的基本體例，廣泛搜集當代本家族成員以及家庭成員主要居住地的各種新資料來撰修新的家譜為。我們正處社會主義新時代，所謂新資料，當然首先要反映社會主義內容，具有社會主義時代特征。世系是家譜的重要內容，近二十年新編修的家譜，均按“男女平等”原則，延續記載世系男女成員的姓名、生卒年月等內容。與舊家譜相比，很多新家譜都不僅延續記載了當代家族成員列表重點介紹，特別是對在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在科教興國、兩個文明建設中作出一定貢獻的家族成員情況，都比較詳細地作了記載介紹，這對于加強家族成員之間溝通，樹立家族成員先進榜樣，鼓勵其自強和奉獻，促進家庭美德建設無疑是有益的。不少史志譜合一的家譜，在內容上更有擴展，在體例上也有所創新，除記載一般家譜應具有的資料外，還增加了家族成員主要居住地的歷史、自然地理、經濟環境等資料，這對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和精神文明建設應該說是也有參考價值的。如《壺溪呂族志》就是一部史志譜合一的成果，在第二章中，記載了“壺溪大事記”、“壺鎮和平解放的前前后后”、“工聯村史、新范村簡史、中興村簡志”、“壺鎮中學史介”、“壺鎮小學簡史”等內容，這對全面認識壺溪的歷史和地情無疑是有益的。

　　所謂新方法，就是按照民主、協商的原則來組建家譜編纂機構，開展新家譜的編修工作。過去舊家譜的編纂，一般均由族長牽頭組織修譜機構，指定編纂人員，籌集修譜經費，開展修譜工作。今天是新社會，不僅男女平等，家庭成員在輩份上盡管有先后，但在政治上是一律平等的。在平時生活中，不存在也不應該再有什么所謂“族長”來管理“族務”。《五云趙氏宗譜》在凡例中就明確指出：“族長制及有礙社會政治、經濟穩定的宗族活動，不得非法恢復。”近年來各地新修家譜為，一般由家族中有一定聲望而又熱心家譜文化的人來牽頭，通過一定范圍的民主協商，邀請本族中熱心新譜的成員組成修譜機構，落實編纂人員，制定新譜體例和搜集資料途徑，確定籌集經費方法，然后通過族人廣泛搜集資料，正式進入家譜編修工作。在編修過程中，不能搞宗派，不能搞迷信，家族成員是否參與，不能搞強迫，而應貫徹自愿的原則。經費籌集是個突出問題，一般由族人中經濟條件較好的募捐若干，家庭成員自愿捐資，亦包括編好新譜進行出售所得等辦法來解決。大陸編修的新譜有很多得到了臺、港、澳以及其他海外族人的鼎力支持，才得以付梓正式發行。不少新譜都附有修譜經費收支帳目，這也是可取的。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對近二十年來在海內外民間出現的維修新家譜熱潮，要進行具體分析，就其主流來說是應該肯定的。當然，筆者也不認為，編修新家譜應如同各地撰修新方志那樣，由各級政府部門組織并加以提倡，因為編修新譜畢竟是屬于民間的自發的群眾性的文化行為。

　　作者：朱炳國